山西省煤炭地质115勘查院闫全福等三位处级领导为工作的血泪申诉

各位法官、陪审员、公诉人： 

    针对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对我们个人和单位作出的判决书结果，我认为证据不足，法律依据不强，现作如下辩护。

    一、对“认定我们个人单位行贿罪事实部分”的辩护

    在判决书中讲到：“以上证据中陈所供述的受贿事实在受贿时间、地点、数额等情节基本上与被告人闫全福、谢平安、王刚三人的供述所陈述的行贿事实在行贿时间、地点、数额等情节上基本吻合，且有其它旁证如证人李武杰、梁宏山、杨辉荣、郭继生、靳芸珍、郭武生的证言，以及这些证人办理借款单等书证佐证，可以证实被告人闫全福、谢平安、王刚等人行贿的事实。虽然陈步举只承认130万元，但闫全福、谢平安、王刚三人的证言以及相关的其它旁证可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闫全福、谢平安、王刚三人行贿共计160万元的事实。

    按照判决书的这些表述，判决书也承认我们的供述和其它旁证可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在这些完整的证据链条中，根本没有任何的行为情节能证实我们主动向陈步举行贿的行为事实？检察机关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如：我们在何时、何地、何手段、何原因向陈步举行贿的情节过程等。事实是，我们三人或其中的任何人，都从未因工程的事主动去找过陈步举，如何就成了拉拢腐蚀的行贿行为。但在完整的事实链条中，能证实陈步举主动要为我院运作项目，向我院要钱的情节事实很多。如：开始以潜规则等理由要为我院运作项目要钱，多次打电话和到我院招待所取钱等。这种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主动行贿情节，却被认定为主动行贿的事实；而对陈步举有多次主动向我院要钱的情节，却排除了索贿的事实，我们难以接受。我们也无法理解，判决书是依据我们的哪句供述或哪个证人的哪些证词或证据？认定我们向陈步举主动行贿的事实？是不是在贿赂案件中，只要没有其他证据，无论被索贿人怎样有理有据的供词，法律上都可以不予采纳？都不能成为没有主动行贿和被索贿事实的证据？是不是无论被索贿人是否有主动行贿的行为证据，法律都可以认定主动行贿的事实？如果是这样，这种认定行贿事实不符合运用证据原则，对被索贿者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们无法接受。

    二、对“认定我们个人单位行贿罪”的辩护 

判决书中对我们单位行贿罪主要是依据1999年3月4日“两高”颁发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作为认定我们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法律依据，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1)认为我们属于程序违规，认为我们所想获得的利益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希望通过不合法的程序获得。(2)认为我们从主观故意看，即包括对不正当利益的确定的故意，也包括不确定的概括的故意。认为我们表面上看似乎是合法的利益，从程序上看，115院在招投标过程中，其行为的本质是要求陈步举利用其职位的关系，从中帮助其谋取竞争优势排除他人合法竞争，因此应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针对上述认定，我作如下辩护。

1、按照判决书所讲，我们是属于程序违规。所谓程序违规，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为行贿人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和便利条件。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件中，我们是招投标工程中的谋取竞争优势。就应对照《招投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部委的规章规定，对照其行为事实，才能确定为程序违规。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第十五条的规定；根据国家工商局1998年1月发布的《关于禁止串通招投标的暂行规定》和国家七部委2003年3月联合发布的30号令《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投标办法》中将串通招投标行为都规定的较为细致，对照我们与陈步举双方的行为过程，都没有任何的程序违规事实。国家制定招投标工程的规章规定，就在于招投标往往情况复杂，不是某个权力人就能从中利用职务之便的，因而制定这些规章规定就为认定程序违规提供了对照行为事实的法律依据。在整个招投标过程中陈步举为我们提供了哪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和便利条件，都没有任何的行为事实证实这些程序违规。而且我们从始至终也从未要求过陈步举为我们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和便利条件。因此，没有行为事实而怎能反映出我们是希望通过不合法的程序获得的主观意图。而事实证实的是：陈步举从一开始告诉我们工程信息时，陈步举和我们都明知我院有竞争中标的实力，因此，他以同煤集团招投标有潜规则等理由，提出主动要为我院运作项目，提取运作费。在招投标会议之前，陈两次索要走100万元运作费，在开标后的第四天又索要走60万元。我院是按照同煤集团的招投标程序和要求，认真做好招投标工作，在凭自身实力取得了评标打分的第一名，这时，我院已处在了中标的绝对优势，我们还有必要让陈步举去为我们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定，提供帮助和便利的条件吗？我们还有必要希望通过不合法的程序获得吗？这就证明我们从始至终的主观意图就是为了避免和减少陈步举所说的潜规则等的阻扰，为了维护我院在招投标活动中的合法性。

2、不确定的故意的概念，是指行贿人对意图谋取的利益（包括正当的也包括不正当的利益）只要能够实现，而不在乎过程的心态。这就是说不确定的故意的概念，并不能认定我们意图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的心态。判决书中讲： “从程序上看，我们的行为的本质是要求陈步举为我们谋取竞争优势。因此，认定为我们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这种用其行为的本质认定事实明显不符合逻辑。我认为只有用行为事实才能反映或证明本质，而不能用本质去认定没有事实的行为或没有行为的事实。我们说一个人在本质上是坏人，主要是根据他经常干坏事的行为事实认定的，这符合逻辑。而不能说，这个人是坏人，主要是根据他行为的本质是坏人，就不管他干没干坏事，也认定他有干坏事的事实。无论是本质决定行为，还是行为反映本质，判决书中认定我们的主观意图是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有任何的行为事实能证明或反映。起诉书中也承认陈步举拿的是活动经费，既然是活动经费，就证明陈的主观意图和我们的主观意图并不是针对陈步举的权力，事实也证明陈步举根本就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能力，尤其是陈步举在一开始就知道我院只要参加招投标，凭自己的实力就一定能中标，这就证明他主观上也知道不用活动，更不用利用职务之便，我们就能中标，他也就轻易的拿到了运作费。如果他不说有潜规则等因素给我们施加压力，我们也不会同意让他运作。而为避免潜规则的阻挠，为维护我院在竞争中的公平权益， 这是我们的主观意图。以潜规则为由，以运作项目为名，以敲诈或欺骗手段，达到侵占我院财物是陈步举的主观意图。 这是有事实加以证实的。陈步举即使有权，也只是用权力向我们要钱，而并没有用权力为我院谋取不正当利益，甚至没有用权力为我院维护正当权益。如果说陈是用权了，那就是陈用权力为我院谋取了损害我院第一名中标的正当权益。这如何能成为权钱交易？无论陈是没有权力或有权力没有用，案件中所有证据事实，都只能证明陈希望通过欺诈或敲诈勒索侵占我院财物的主观意图，而如何能证明陈的利用职务之便为我院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意图呢？ 

3、判决书中：“ ... 陈步举利用其职务的关系从中帮助其谋取竞争优势 ... ”的认识，是否符合利用职务之便的条件？利用职务之便是认定受贿罪的关键依据，陈步举利用职务之便为我院干了些什么？陈的哪些行为事实能证实他在招投标过程中利用了职务之便？在整个案件过程和判决书中，都没有陈步举利用职务之便为我院谋取竞争优势或不正当利益的任何行为事实。而陈步举以潜规则为名，提出要为我院运作去避免潜规则，但我院凭自己的实力，获得评标总分第一名的优势后却没有中标，这是事实。这一事实如果说与陈步举利用职务之便有关系，也只能证明陈步举以潜规则相要挟，借用职务权利之名达到了非法占有我院财物的事实。达到了向我院敲诈勒索的目的。因为，陈步举并没有用权力为我院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事实，陈步举从提出要为我院运作项目到以后，都从未向我们明示或暗示说他有权，证明陈的主观上也没有用权力为我们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而客观上也确实没有用权力为我们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事实，甚至连用权力为我院维护正当权益的行为事实都没有，陈与我院都没有权钱交易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事实。我院的第一名未能中标的事实还可以证实：如果说陈步举不是利用职务之便，则是欺诈行为的犯罪。这些，在一审的法庭上，我的自辩书的第三、四、五、六部分，都是对陈步举在主观、客观、客体要件上不符合受贿罪的辩护。但判决书上对我的这些自辩内容，只字未提。

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是构成受贿罪的重要要件。为此，在法律规定上，对是否利用职务之便，都有明确的解释。“利用职务之便的法律含义”；“正确把握衡量是否利用职务之便的标准”；“受贿罪中‘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的认定”；“受贿罪中‘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的认定”；“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对照陈步举的职务、职权和他在工程招投标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行为事实，究竟符合哪些情形，我都找不到相符的条款。因此，陈步举利用职务之便的认识没有法律依据，陈步举利用职务之便为我院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没有行为事实。陈步举的受贿罪定性不够准确。 

三、对“认定115院单位行贿罪”的辩护

1、判决书中：“其直接责任人闫全福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希望达到中标的目的。”人的主观方面是靠行为活动，行为事实证明分析呢？还是靠设想、想象证实呢？陈步举在明知我院凭自己的实力就能中标的情况下 ，而以潜规则为由给我们造成精神上的压力，他要为我院运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院1997年关于提取信息费合作费的文件精神和我担任行政领导时间不长，没经验的多种因素，我们才同意让陈步举运作的。这只能证实我们的主观意图是为了避免陈说的潜规则对我院的阻挠，为维护我院在招投标中的合法权益的主观意图。 

2、判决书：“客观方面闫全福指使王刚，谢平安以手续费、信息费等名义而对陈步举进行行贿的事实。”我理解“指使”的意思是只有指使人对事情的原由清楚，被指使人只是不知情的照办。对指使一词是否合乎事实？我有些疑问。当然因为我是主要领导，我的直接和主要责任都肯定在王刚、谢平安之上。因此，指使之说，我只是一点疑惑。对“以手续费、信息费等名义而对陈步举进行行贿的事实。”我的疑问是，前面已经讲的事实可以证实。陈步举是以工程运作人、中介人等名义要为我院运作项目索要的运作费，主要是针对潜规则等而运作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不正之风的影响，常常有一些本来就符合规定，但就是不能按正常的手续及时办理，如本来应办的各种证照，年检等手续以及正常的工程业务，却按正常的规定和程序不能按时按正常情况办理，因而社会上也诞生了一些代办证照，代办年检，代跑兵，代跑工程这些现象，而陈步举以工程招投标有潜规则等理由，提出要为我们运作项目，其实我们在主观意图上就属于此种想法，所以我们才同意让他运作，付给他的运作费，并没有行贿的意图。当然，陈步举作为处级干部，也许他就是可以利用职务之便的有权人。如果是这样，陈作为有权人，从最早告诉我们工程信息，以多种理由要挟我们，主动要为我们运作项目，多次打电话索要运作费，我院评标总分为第一名时，陈还在要挟我们，又要走60万元等等的行为事实，都可以证实，我们没有主动行贿的主观意图，而公诉人也没有提供我们如何主动向陈行贿的行为事实。因此，我们的主动行贿不能成立，而陈如果是权力人，那就是敲诈勒索；如果不是权力人那就是欺诈行为。这是所有事实都可以证实的事实。 

3、判决书中：“严重侵犯了同煤集团正常的管理活动和职能的声誉并给 115队带来巨大的损失”。我认为除了给115队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是事实，我承担其中应有的责任，与我的能力、失误、经验不足等原因而造成的巨大损失，我深感内疚和自责 ··· 。 对侵犯了同煤集团正常的管理活动和职能的声誉的认识，我们认为没有行为事实，但我们凭自己的竞争实力，取的了评标打分的第一名，这是事实。 

4、判决书中讲：“故对公诉机关指控115队在招投标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以谋取竞争优势的意见予以采纳。”对此，我认为：公诉人提出的意见只能作为认识和推断，我们和陈步举在招投标活动中，究竟是哪些行为违背了哪些公平原则？哪些行为能证实我们有谋取竞争优势的意图？从公诉人到判决书，都没有提出任何的事实证据。115队在招投标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以谋取竞争优势并不存在。

    四、对“对被告的辩护意见和供述，不能作为证据”的辩护。 

对判决书中：“关于被告单位115队和被告人闫全福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受贿人在本案中存在索贿情节的辩论意见，经查，除被告人闫全福、谢平安、王刚的供述外，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该事实，陈步举索贿情节不予认定。”做如下辩护。

1、判决书对我们三名被告供述的事实不作为证据，需要有其他证据加以证实。我的疑问是：既然是贿赂行为，不可能有不相干的外人参与来证实，而只有靠行贿和受贿双方当事人的证实。我们在 2006年4月份，矿区检察院调查陈步举案时，是以证人身份作证。而直到 2006年9月份，我们曾以证人的作证才变成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不清楚被告人的供述是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其它证据加以证实。我们先在陈步举案件中以证人身份所作的证明，完全可以佐证我们作为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对照我们在陈步举案件中我们以证人身份所作的证明，与我们在市检察院以犯罪嫌疑人时所作的供述作一对比，就完全可以证实我们的供述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供述，为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而且，在法庭上，也从未对我们的供述提出过任何疑义。还有，判决书中也提到：我们的供述符合完整的事实链。但在认定陈向我们要钱情节时，我们的供述又不能作为证据。在我们的供述中，究竟是那些可以作为证据？那些又不能作为证据？对此，我非常糊涂，也不能接受。 

2、如果我们的供述是编造的不真实的供述，从矿区检察院在2006年4月份对我们的询问作证到市检察院在9月份让我们所作的供述，相隔四、五个月时间，我们如何能把编造的事实过程记得那么清楚。而且，在法庭上对我们的口供的真实性也没有提出任何疑异，判决书上也没有明确我们的那些供词有不符合常理或什么理由不能作为证据。也不符合法律上对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的规定。因此，我们的供述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理应成为合法的证据。 

3、判决书中提到：“陈步举所供的受贿事实，在受贿的时间、地点、数额等情节基本上与被告人闫全福、谢平安、王刚三人的供述所陈述的行贿事实在行贿时间、地点、数额等情节上基本吻合。”从表面上看，陈步举的供述与我们的供述与书证和其他人证在时间、地点、数额等情节是有吻合的。而实际上，这些吻合只能证明我院付给陈步举160万元的事实，而根本无法证明究竟是陈步举索要，还是我们主动去送这一关键问题。在判决书上，陈步举的口供一开始就讲2006年4月底，评标打分后同煤决定不给我院时，我和王刚到地质处找闫子义和陈步举的事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情。而真实的事实是，从始至终，一直到我们追陈步举要钱到陈的案发，陈一直说钱到哪里都由他运作，我们只能对他，而他运作到哪，都不能告诉我们。但陈的供述中又说他让我和王刚去给刘董事长送钱的无中生有的事。还有陈讲两次拿钱都是4月底5月初，这就是说陈都是在开标后拿的钱。而事实上，陈前两次要钱拿钱，都是在开标前的3月份，这都有其他人的旁证和书证，陈却只字不提。陈步举的供述，没有前因后果，回避了不少情节和事实，缺乏真实性。既然陈步举的口供不真实，就不能以他的口供认定我们的主动行贿，而且，陈步举的供述也没有我们如何主动去拉拢，向他行贿的情节事实。判决书以我们的供述不能采纳为由，就排除了陈步举的索贿行为，而对我们没有任何主动行贿的行为过程却不知如何认定为主动行贿的事实。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甚至是违背事实的。 

4、对我们没有主动行贿的佐证

①在2007年8月29日，我和谢平安、王刚三人到陈办公室要钱时，当着同煤地质勘测处的党办主任和一个电工的面，我责备和指责陈这是诈骗之类的话；2008年8月29日，我们在院长办公室开会研究要款事宜时，我也提出以诈骗行为向公安局报案的意见。还有，局领导来我院了解情况时，我也提出过以诈骗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意见。这些事实证实，如果是我们主动求陈步举办事行贿，我们如何能说出陈的诈骗行为？诈骗之说，如果不能佐证陈是敲诈、欺诈行为，则可佐证陈的索贿。 

②2007年1月10日，在我的车上，因要钱我与陈争执时，谢平安用手机录了音，其中有我质问陈步举“是你找我的？还是我找你的？”陈既没有反驳，也没有回答的事实，是否说明陈默认了事前是他找我们的事实。 

③在我院招投标为打分第一名后，陈步举在多次给我们打电话要钱，我们没有答应的情况下，陈于2006年4月17日下午，到我院招待所110房间与我们谈了好长时间，并在房间吃晚饭的事实，也能佐证一直是陈主动找我们要钱的事实。  

5、对我们没有主动行贿的常理推断

①按正常推理，行贿人首先是找能利用职务之便的有权人。对于招投标工程来讲，同煤地质处长、副处长或总工程师这些人从职权、业务、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都比陈步举这个党务干部有优势。我们如果是想主动行贿，首先应该找这些人。如果说我们找过，可能都拉拢不了，只好找陈步举，这也符合常理。而事实上我们都从未去拉拢过任何人。而我们又为何直接去找陈步举这个从职权到专业到人际关系都不恰当的人，用那么大的代价去拉拢收买正如判决书中提到的“利用其职务关系从中帮助其谋取竞争优势排除他人合法竞争”这样一个人呢？这完全不符合我们主动行贿的常理。 

②通常情况下，主动行贿人都是自己主动求助受贿人这个权力人。要尽可能隐蔽人少时进行。而哪有求人者从来不主动找权力人，当权力人要钱时，还让自己来取钱，甚至是三个人当面交钱。这种行为，如果是索贿者主动想要这个钱，也可能就屈身低调自己来取，甚至不怕你有几个人，这只能是勉强符合常理；如果是敲诈勒索或欺诈行为，就完全符合常理；如果是行贿者想主动拉拢权利人去行贿，我认为我们这种行贿方式，对行贿和受贿者都违背常理。 

五、对案情的前因后果和全过程的分析判断。

从上述我对我们个人和115院的单位行贿罪的辩护，我认为公诉人只是用我院付给陈步举160万元信息费这一事实，就推断分析，陈步举拿了钱就肯定要利用职务之便为我院谋取不正当利益；我院付给陈钱，也肯定是为了让陈利用职务之便为我院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个结论。但从整个案情的前因后果分析和案件全过程的行为事实证实 ：在招投标活动之前，我们和陈步举双方都明知我院凭自身优势的实力，一定能中标，而正是由于陈说的潜规则这些容易失去公平的理由，使我们害怕让不公平因素造成流标，才同意让陈运作，达到维护我院公平合法权益的目的。也正是由于我们在主观上从未想过要去谋取竞争优势，排除他人合法竞争的主观意图，也就使客观上我们在招投标活动中从未有过任何不公平竞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事实。由此，也使判决书上，在认定我们主动向陈步举行贿；在证实我们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意图；在认定程序违规上，都未能提出任何的行为事实。就连陈步举如何利用职务之便；如何为我院谋取竞争优势；也都没有任何的行为事实。根据运用证据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的原则，对有关犯罪构成的事实上应查明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工具、后果以及其他情节的要求。我们个人和115院的单位行贿罪都事实不足，不能成立。陈步举的受贿罪事实证据也不够充分，而能够证实陈步举敲诈勒索或欺诈性犯罪的事实证据则较为充分。陈步举应按敲诈勒索或欺诈性定罪。 

根据1999年3月4日“两高”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精神，主要是针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在我们的案件中，从开始陈说的潜规则等因素的理由，陈和我们都明知我院只要参加招投标就能中标的实力，后我院凭实力取得总分第一名后还在提运作费，到我院第一名也没有中标，我们意识到陈的敲诈或欺诈后，我院在下半年又中了同煤集团的两个标，在这两个标的招投标中，陈与我们相互都没有找过。在我们这几年追陈要款到陈案发，我们每年都在承揽同煤集团的勘查工程，有中标的，也有未中标的，都再也没有找过陈步举这个权力人。陈步举这个拿上我院的钱，使我院评标总分为第一名却不让中标的权利人，在以后的工程中也从未给我们帮过忙。陈的这种用权力要了我们的钱，不仅不用权力为我院谋取不正当利益，甚至不用权力维护我院的正当权益，而是谋取了损害我院第一名应当中标的正当权益。这是出卖权力呢？还是借权力敲诈勒索呢？显然是后者。就在我们几年来追陈要钱过程中，即将使事情暴露的情况下，陈也不懂得用权消灾，还是硬抗，直到案发。这能证明陈是有权不用呢？还是无权呢？还是陈变腐为廉了？这完全证实陈步举既没有主观意图，也没有客观条件去利用职务之便。也能证实我们没有任何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去拉拢腐蚀陈步举的主观意图。在一审法庭，我的自辩书从大量行为事实证实我们没有主观行贿意图和陈步举没有主观受贿意图的分析，是否符合常理，但判决书也未作任何说明。

 综上所述，我们个人和我院的单位行贿罪，都没有事实证据。我们既没有主动行贿的主观意图，也没有主动行贿的行为事实，请法庭判我们无罪。并请求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步举的受贿案进行进一步审理，陈步举的敲诈勒索或欺诈性犯罪更为明显。

          被告人：闫全福

          二0一二年二月九日

    我叫闫全福，现年51岁，于1975年参加工作，1997年任山西省煤炭地质115勘查院（以下简称115勘查院）党委书记，2005年12月，因时任院长因病提前退居二线，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党政研究，又任命我为副院长，主持行政工作。时隔不久，同煤集团一业务处室的党务干部陈某给我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的同时，并说要帮助给我引荐同煤集团的领导。在春节后的一个休息天下午，陈某给我打电话说要和我单独坐一坐。我想既然没有同煤集团的领导，陈某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光我们两个人吃顿饭也没意思，我便叫了我院的谢副院长。在当时的庄缘饭店一雅间内，我是自己开车和谢副院长两个人，陈某把他的司机安排在大厅自己吃的。席间，陈某说出了同煤集团的项目有三、四千万元的工程要招标，他要帮助我们运作。因我们不懂，陈某讲同煤集团土建工程的规矩一般都是按工程总造价的10%提成运作费。因我们感到工程挺大，提成比例也太高，也就没敢和吃具体商谈，只是表达了让陈某先帮忙运作，事成之后，我们不会亏待陈某的意思。在临近招标时，陈某多次打电话说某队和某院都在活动，让我们赶快提运作费，他要为我们活动。我便召集我院相关的两名副院长共同商量，初步商定：按照我院1997年“关于对外承揽工程项目提取工程协作费的规定”文件精神，由我们内部掌握，不突破文件规定5%的标准，先同意让陈某运作，比例能低尽量低。第一次提款是在2006年3月17日上午，我让两个工程处经理各自通知他们的会计各办理借款手续叁拾万元（共陆拾万元），两会计将款送到我的办公室后，由我和其他两名副院长三人共同清点装入纸箱用胶带纸密封后，三人一起拿到我院地质招待所110房间，共同交给陈某后，陈打出租车带走。第二笔款是在陈某多次打电话催要下，于2006年3月20日上午，还是和第一笔相同的提款过程，两个工程处各提成贰拾万元（共肆拾万元）。陈某还是打出租车把款带走。第三笔款是在2006年4月17日前，陈某多次给我和其他两名副院长打电话，说的都是翻来复去的表功、要钱和埋怨我们不着急的话，我们当时一接到陈某的电话，都是感到既啰嗦，又烦人。在我们没有答应给陈某提第三笔款的情况下，4月17日下午，陈某亲自来到我院地质招待所110房间，向我和其他两名副院长三人通报了招标打分情况，主要还是让我们再准备100万元运作费。因我们想在工程到手后再给他，而且在数额上也不能给他那么多。因此，当时我们以退休职工开不了工资，资金紧张为理由推辞，没有答应他，后陈某讲了些不运作的后果和必须马上运作的理由，因谈的时间比较长，其中王副院长有事先走了，我、谢副院长和陈某就在房间内吃的晚饭。在第二天上午一上班，我把谢、王两位副院长叫到我办公室，主要对陈某的可靠性、提款数和不提款的后果等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商量，基本认识是陈某作为处级干部，办不成事，他也不会跑人，人跑不了，钱应该能要回来，而且他也会因害怕给我们退钱的（这些以前也分析过）；还有总款数按5%，我院投标报价是3300多万元，按大数算，这次只能给提60万元；主要是对这次不给提款的后果多加分析，因为陈某已经提走100万元，这次不给提，如果一旦运作不成，怕陈某推责任。随后，经与陈某联系，我让两工程处经理各自安排他们的会计各提款叁拾万元（共陆拾万元）送到我办公室后，我和谢、王两位副院长三人清点装纸箱密封后，经与陈某电话联系，由王副院长自己开车将款送到陈某指定的地点（同煤集团业务处室大门附近），交给了陈。在送后不久，我特意给王副院长打电话，确认款已安全交给了陈某。后来，从小道消息听说同煤集团时任董事长在一次会议上讲：因我院曾在以前的地质灾害评估项目中，损害了同煤集团的利益，这次要教训一下我院，这个工程不让我院干。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院就接到了同煤集团的未中标通知书。

   在此后，我们等待陈某给我们的交代和协商退款的事，但陈某根本不和我们联系，因陈某不愿意见我们，我只能电话询问如何退款的问题，但陈某说是因我院以前的问题，与他、与我们都没有关系。因后来处理5.18新井煤矿透水事故的一系列问题，兴达服务公司的上访事宜，我又住院以及还有承揽工程等事务，我们一直未能集中精力找陈某索要款项，只是找了几次和电话联系，但陈某根本没有退款的表示。

  在2006年12月份，我院又来了新任院长时，我在交接工作时，把同煤集团招标时的信息费情况进行了说明，新院长的意见是由我们继续追陈某要款。在2006年12月30日以前，我曾多次给陈某打电话，并和谢、王副院长多次到陈某办公室找陈，而陈某说他已为我院办成了事，没有一点退钱的意思。因陈某经常不在办公室，或者在办公室而不开门，因而找到他的时候很少。后来我们打听到了陈某的家庭住址。在2006年12月30日晚上，我院的地质技术中心职工进行会餐后，我、谢、王副院长和司机一起到陈某的家里去找，因无人开门而返。2007年1月9日上午，我和谢、王副院长又先后到陈某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找，都未找到，后来的几天又去办公室和家里找了两三次，都没有找到。2007年1月9日上午，我和谢、王副院长大约8时半到陈某的办公室去找，也是锁着门未找到，在大约10时多，陈某打电话，约我下午或晚上与陈见面，后我答应明天上午见面。1月10日上午9时多，陈某用一座机给我打了三次电话约见面地点，先约在平旺公园门前广场，后又改在新区交通岗过去的地方，联系手机还有另一个号码。我与谢副院长二人去与陈某见了面，就在我的车上，我与陈争吵了起来，争吵的主要内容是他说给我们办成了事，我说你办成啥事了，还质问他是你找我的？还是我找你的？因为这是让他退款和我们要款的主要理由。当时，谢副院长用手机录了音，陈某发现后，下车就走，后又拦住我们要借谢副院长的手机打电话，我们没给他，后说中午或者下午再找地方见面。到了中午12时左右，陈某用他办公室电话给我家里打电话，我们又吵了一气，陈还是说的那一套，并说你闫书记不要听别人的，你要把事情处理好等，后我听得不耐烦，我强行挂断了电话，在挂前，陈某已说了明天上午再找个地方面谈。但到第二天，又联系不上陈某了。

   因我们找陈某太困难，在2007年1月25日（星期四）上午，我派我院的两名中层干部，到陈某的办公室去找陈要钱，党办人讲陈某和处长出去了。在1月26日上午，29日上午、30日上午和下午、31日上午，我院两名中层干部多次去找，都没找到陈某。我当时安排他们只要找到陈，就说是闫书记让我们来和你要钱的，别的不用多说。

   在2007年8月29日上午，我院院长到太原开会，我又和谢、王副院长到陈某的办公室找陈，当时在陈的办公室还有他们的党办主任（年龄较大）和一个年轻人（陈说是电工，给陈的电脑装杀毒软件），因有这两个人在场，我们等了较长时间，我就问那个年轻人装机还要多长时间，我们和陈某有事情商谈。陈马上接话说：“闫书记有什么事情讲吧，没关系”。我就问陈要钱的事，陈说不知道什么钱。我说你拿走的钱，你不知道？陈说“我没拿”。我说你一个党的干部，处级领导，干啥不好，这是诈骗行为。他说给你们办了事，你们又这样，我说你办成事了吗？你开始就是个骗局，你不要耍无赖之类的话。陈某反复强调了因我们的原因没办成，而且后来有两个工程也给了我们等等之类的话。（当时我的情绪很激动）后陈说：“供水公司要碰事，是另一个人告诉他的”。他拿了本子就走，我在后面边走边说他是诈骗之类的话。当时陈某办公室对面的会议室还有不少人在开会。当天中午12时多，陈某用手机给我家里打电话，还是原来的那一套，给你们办了事，为啥现在又追此事，你不要听别人的，你们处理好就行了。我还是说陈某开始就是个骗局之类，我们绝对完不了，让他还钱之类的话。从这以后，我们找陈某就更加困难了，电话、短信陈都不予理睬。

  根据这些情况，我院院长曾在他办公室召集班子成员开会，我通报了要款的艰难情况后，院长让大家讨论有什么好的要款办法时，我当时提出，如果以诈骗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经过纪检组织去要，应该能追回来。但经大家分析，认为那样我院在同煤集团的负面影响太大，决定还是让我们继续追要。

  在2008年8月22日，我院的一名上级领导来我院了解情况，中午在用餐时，我将从开始到后来的大致情况向上级领导作了简要汇报。我当时也提出了以诈骗行为向公安局报案的意见。上级领导也说怕影响与同煤的关系，又问我不知他这些钱究竟到了哪些人手里，能不能了解一下。我说这个很难，因陈某从始至终说不能告诉你们，完全由他一个人负责运作。我还和领导讲：从我们三个人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个人私利问题，我们当时是按院里（97年）的文件精神进行操作的。后领导让院长安排由我和谢、王副院长再去找陈某，说服退款，他回去向领导汇报。在2008年的10月份，我和谢、王副院长到陈某的办公室找过几次，都是锁门。在2008年11月17日上午约的8时办，我们三人又去找陈某，正好陈在会议室谈事，我们就到其他领导办公室等着，当陈某回到办公室，我们就去找，因陈在会议室见到了我院的王副院长，陈某回了办公室就锁上门。我们敲门，陈不应答，也不开门，我们就在楼道等着。过了一会，陈拿着包和笔记本从办公室出来，说要去同煤开会，让我们有事以后再谈，急忙走了。在2008年11月19日下午，我院王副院长到地测处办事时，我让给陈某捎了一封信，他听着陈某的办公室内有声音，但敲门不开，打手机陈关机，打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在2008年11月20日下午，王副院长到太原出差时，让司机在坞城路邮局用挂号信寄出了我给陈某写的一封信，但无回音，后来我打手机、办公室电话都不接，发短信也不回。在2008年11月25日上午，我院杨院长和王副院长到同煤业务处找处长办事时，看到陈的办公室开着门，王副院长就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和谢副院长、司机一同前去，但陈的办公室已锁了，敲门没人开，在楼道见到党办主任，他问我们找谁，我说找陈某，党办主任说陈某昨天出差走的。后我们去了处长办公室，在场的还有该处的马科长、我院杨院长、王副院长。处长和马科长说早晨上班见陈某还在，没见出去，也没有出差。

  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能找到陈某，但隔一段时间，我就打电话，不接，只能发个短信，提醒他我们还要追款。直到2010年的五、六月份，他还是不接电话，就发个短信。在6月12日15时，我给陈某发短信内容是：“陈书记，你好！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老是不接，这也不是个办法呀。我们见面谈一下，对事情的解决和你都是有好处的。请你好好想想吧！！！我等你回音。闫全福”。以前发的短信，我未作记录，这条短信是因我当时未删，在反贪局来人调查时，我把手机里未删的这条短信抄下来后，才将手机上的短信删除。

  在2010年6月22日上午，大同市矿区反贪局的咎局长一行三人来我院了解我院在2006年参加同煤集团东周窑项目招标时与同煤集团地测处的资金情况，他们讲是因有人举报对方的问题，需要我们配合调查。我当时就意识到可能就是调查陈某提走160万元信息费的事情。当天上午，反贪局就从我院财务科借走了2006年的一些账簿。当天下午2时左右，我给陈发短信加压，其内容是：“咎局出动，查账盘问。吃饭没空，显示动真。有人真笨，该动不动，就等天摇地动！！！！！！”。在晚上8时半左右，我又给陈手机发短信，内容是：“陈书记，我单位也不缺这点东西，也并不是我单位或者我与你过不去，确是问题已经出现了，需要我们见个面！”但这些短信还是没有回音。在6月23日（第二天）早晨上班后，王副院长到我办公室讲：昨天晚上陈某到王副院长家里找他，让王副院长和我都一口咬定是我们把钱给了当时的同煤集团董事长了。王副院长没有答应，说钱给了董事长，为什么董事长把我院否定了，道理上讲不通。陈临走时给王副院长一张写有两个手机号码的纸条，让王副院长有事与这两个号码联系。王副院长把纸条给了我（注：我已把纸条提供给了矿区反贪局），我用办公室电话与纸条上的第一个号码联系（13934793719），陈同意见面。约8时半，按陈指定的地点，我与陈在平旺公园里面见了面（我当时让我院保卫科李科长在远处跟着），双方谈的主要内容是：陈要求我和王副院长要一口咬定是我们把钱给了董事长，不要提他，如果提他就全完了。而我的意见是要求陈马上把钱退回来，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陈还强调是我们不够意思，忘恩负义之类的话。我一再强调：说别的已没有意义，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陈退钱还能挽救。最后无法形成共识，各自离去。我回到办公室和王副院长讲了一下见面的情况，时间不长，有一年轻人（中等身材），到我办公室告诉我公园门口的人让我再过去一下，我又让李科长随后，到公园里与陈见了第二次面，陈还是坚持第一次谈的意见，又加了个条件：让我和王副院长把事情给顶过去后，陈以后卖房也要补偿我。我还是坚持第一次见面时的意见，并对陈说：这些问题我们班子开会研究过，上级领导也清楚，院里很多人都知道，而且我们也不能说假话，说假话也应付不了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人又不是小孩子，我们给董事长送钱的时间地点如何捏？等等劝说之类的话。所以，唯一的办法，还是赶快退钱。我还让他找他活动过的人，现在让他们退钱应该也能理解的话语。最后，陈说我固执，不给承担责任，我说陈幼稚，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临别时，陈说还要向董事长汇报呢。（注：在这两次见面中，陈还多次拿了我的手机，说怕我录音）

  此后，矿区反贪局和市反贪局已开始了调查，我们三人和院有关人员也都积极地配合反贪局的调查取证。

                                                                                     闫全福

                                                                                 二0一二年一月三日

尊敬的袁纯清书记：您好！

我叫闫全福，现年54岁，是山西省煤炭地质115勘查院的一名党员干部。我从1975年来院参加工作，开始在钻机当工人5年，后从事地质技术工作4年，1984年8月先后担任院团委副书记、书记、财务科长、纪委副书记兼监察科长。1994年任工会主席、党委委员，1997年到2010年7月担任院党委书记13年，以后只保留党委委员，在2012年2月又被免去党委委员。现在自己没有任何职务，上班的工作就是自我安排的加强学习、写作和反思自己。但我越学习、越反思检点自己，越觉得在当今社会，我的忠诚老实和本分不贪，完全是一名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老实党员干部。在自己担任党委书记十几年，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二把手。支持院长工作、维护班子团结和维护全院稳定和谐是自己最重要的职责。而维护团结稳定和谐，需要雅量、平和、正气和原则性。因而自己在领导和群众眼里可能是一个过于老实正派的干部，甚至是一个和稀泥的老好人。对这些缺点说的再严重些，我都无话可说。但除此之外，我不敢说自己是完全的大公无私，但我在清正廉洁、坦荡阳光、诚实正派、谦卑好学、勤奋工作、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心胸宽广、艰苦奋斗、关心职工等方面。我敢说在山西省煤炭地质局系统也是少有的，在115院干部职工中也是公认的。我对自己的评价，组织上可以通过明察暗访对我进行了解。我在当工人和从事技术工作期间，每年都是单位和上级组织表彰的先进生产工作者或劳动模范，在担任团委书记、党委书记期间，多次被评为上级的先进工作者。从担任财务科长时，就遇到并坚持了对他人送的财物，或拒收、或让人转交退回、或交给组织的原则和习惯，在任工会主席分管后勤和担任党委书记期间，自己始终坚守了这些原则习惯。特别是在2006年自己主持党政工作一年的时间里，对有些职工送的礼物不便捎退的，自己只好和爱人在夜间到家里还回去。虽然也有个别职工对自己的拒收和退还财物感到难堪，有的不理解或者疑惑等想法，当然，与自己的有些拒收财物的做法方式不妥也有关系，如：当人一出门，就随即把财物给人家扔出去让拿走的做法，确实让人难堪。但毕竟我坚守了自己应坚守的原则习惯，使自己始终心里坦荡。我从一名高中文化的钻机工人，一步步提升为院党委书记的正处级干部，我不仅从未给领导送过财物，就在自己的每一次职务调整升降变动中，我也从未向任何领导求过情，或提出过自己的任何要求，即使感到有些吃亏和心理有些不愉快的时候，我都是毫无怨言的服从组织安排。在自己担任十几年领导职务以来，从没有为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在上学、就业、调动工作、招工或经济活动等方面提供过任何的便利或帮助。当然，也与自己除了爱人是和自己在一个单位，其他家人亲戚都没有在我单位也有关系。说起这些，我姐姐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农村的，自己既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想过或不敢想通过其他门道为其安排个工作。最让自己感到这一生中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大爷。因为自己上初中时母亲就去世了，是我大爷看在我没娘的可怜上，把我安排到了地质队工作，才有了我的今天。就在那年我回去给我大妈送葬期间，我大爷对我说，你大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她）们的三女儿，因为在县里的一个国营单位工作，后来因单位倒闭没有门路一直找不到一个接收单位，临终还让大爷想办法帮助调到一个能开资的单位，大爷说他已经离休了，能有什么办法。我知道，大爷的话是想让我这个多年担任院党委书记的正处级侄儿给帮个忙，因为大爷也知道我的老实和没本事，也就没有明说，可能知道说了也白说。其实在那些时侯，我们单位也有不少职工的家属或亲戚调入我们单位，自己也很想为大爷办这个事，但也许是自己的胆小或其他怕影响自己名誉的自私心理等原因吧，自己还是没敢给大爷办这些事情，更不敢让大爷知道自己能办却不给办的情况了，只能默认自己的没能力。久而久之，自己也就在家人亲戚面前始终是没本事的老实干部，甚至是窝囊干部，自己也就这样认可接受了，其家人亲戚也就自然不会托自己办什么事了。我的独生子于2008年从贵州大学毕业后，按当时院里和上级的政策已与我院签订了三方就业协议书，却因我说让他回院后必须先下钻机工作至少一年时间。为此。使他放弃了回115院事业单位工作的机会，将已签订的三方协议退回了学校，他又在贵阳市应聘了一家国有企业单位的工作。结果，当年我院接受的全部本科生都留在了机关工作，没有让下钻机。由此，我妻子至今一说起这事就埋怨是我把儿子逼到了远在外地的企业单位。其实，从内心讲，当时心里也很矛盾，毕竟是孩子的人生大事。现在看来，儿子没有回我们单位，真是给自己省了不少心。如果我儿子那时回院也向其他本科生一样都留在机关工作，群众肯定会说这都是我的因素。如果我要坚持不让本科生留在机关的话，可能又会被其他本科生家长说自己胆小窝囊的责备。正是由于我儿子未回我单位，我也就少了很多的顾虑和麻烦。我和爱人都比较注重人与人的相互友情交往，如：有时与左邻右舍传统节日的互送自家做的食品，出远门回来同事之间带点小礼品或当地特产等。但自己最不愿意让人际关系的交往变成经济利益的交易，我在1996年任院工会主席期间，继母去世后，我只是向院长、书记请了个假，回山阴老家为继母料理了后事，没有告诉其他人。1997年5月份我被任命为院党委书记后，10月份迎来了我独生子的12岁圆锁，大同已经有在饭店为小孩办宴席庆祝的风气，但我还是自己家里人一起庆贺了一顿。我害怕麻烦，该叫谁不该叫谁，很难把握。而且不请客不收礼，也就没有了亏欠的负担。2012年9月22日，就在自己被大同市矿区法院以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的期间里，因我们上诉到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后还没有宣判。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属于罪犯，还是属于犯罪嫌疑人，反正自己是无官一身轻的人了，我给自己的独生子在大同举办了婚庆酒宴，无论是老领导或新老同事，还是同学朋友，都为我们全家的大喜事前来捧场，至于那些是该叫的没叫到，那些是不该叫的叫多了，毕竟我是在人生低谷时为儿子办喜宴，考虑不周人们也会谅解的。而且，对前来道喜的人来说，也都用不着在礼金上有其他的想法或压力，自己也是以礼尚往来的邀请，感到内心坦然。自己为有这么好的机会能为自己的独生子办这场热热闹闹的婚礼而感到高兴。因为，就自己的性格来讲，在自己无职无权时要比有官位时给儿子办婚宴能省好多心，至少在下请帖上不用那么伤脑筋，叫多叫少都不会有闲话。我在车子、房子等各种待遇以及在其他的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和作风，我认为自己都基本符合党员干部的标准。就自己这样一名老实本分的党员干部，竟然成了单位行贿罪的罪犯，我无论如何交代不了自己。更重要的是，明明是陈步举追着我们要钱的行为事实，而法律上却非要把我们从未主动找过陈步举，更没有主动给陈步举送钱的事实而认定为我们向陈步举行贿的事实。如果像我们这种情况能成为主动行贿的话，那么这些年在全国所有的贪官中，可能都是被行贿人拉下水的了？全国那么多的受贿案中，被索要财物的一方都应当是被漏网的行贿罪了？全国的执法机关对行贿罪究竟是如何执法的？自己作为对党忠诚老实的党员干部，如何就能犯了在主观上是直接故意的单位行贿罪了？在道理上也讲不通。十八大报告强调，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我们作为老实人，就在同煤集团地质勘测处党委书记陈步举主动提前告诉我们同煤集团有勘查工程要招投标时，他也清楚我院有中标实力，而以同煤集团招投标有潜规则和其他单位都在活动为由，他一再主动要给我院运作项目，三次索要走了160万元运作费。对这一问题，不要说是认罪，就是认错，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说是主观上的严重错误。说内心话，直到现在，我对我们被陈步举索要走160万运作费的问题，我并不感到有多大的内疚。因为，在当今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陈步举作为同煤集团地质勘测处的党委书记，借处长出国的机会，他明知道我院只要参加投标就有中标的实力，才以同煤集团的潜规则和其他单位都在活动为理由，多次提出要为我院运作项目，否则就中不了标。当时陈步举的要求也正好与我院前几年的有关文件规定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任何一个人作为我院的领导，究竟是要放弃投标？还是不理睬陈步举的要求，随意应付的去参加投标？还是像我们这样，答应陈步举的部分条件，尽量避免潜规则等不公因素去参加投标？我想，凡是对单位负责任的领导，多数都不会选择前两种做法，因为那样的话，领导当然没有任何责任。但对于单位来讲，如果只是在等待市场规范以后再去主动的参加工程投标，那只能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中等死被淘汰。除此以外，我们又有什么办法？由此我想，如果当时我们没有答应陈步举为我院运作项目的要求，也肯定是和现在一样，第一名也中不了标的结果。那样，反而会让我一辈子感到对单位和全院职工的内疚和惭愧。因为，从全院职工或任何人，也包括我们自己，都肯定会认为就是由于我们没有答应陈步举的条件，才造成了我院第一名也没有中标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些领导怕担责任造成的，自己如何能不愧对全院职工呢。而且，就在我们这几年一直追陈步举要钱的过程中，我也曾向省局领导和院班子会议提出过通过纪委或向公安机关报案解决的意见，但因组织上怕影响单位与同煤集团的关系，研究决定不让报案，还是让我们三个人继续追要。就在陈步举案发的前几天，我还在与陈联系要钱的事。由此说，我尽管这几年因此事受尽了煎熬和挫折，但我为自己从前因到后果，从内心到行动，都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单位，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并不后悔。因为，我们毕竟是由于害怕陈步举说的潜规则和其他单位都在活动，也害怕陈步举从中作梗，而不得已被勒索的，我们没有丝毫想拉拢陈步举的意图。当然，自己如果像在他人给自己送财物时那样胆小，也就好了。正是由于自己感到内心的无私坦荡，才招致了这样的不公待遇。对于两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后附专门材料。现在我主要将事情的前因后果简要汇报如下。

事情的起因是在2005年12月，我院原任院长因病申请提前内退调研，自己时任院党委书记，上级组织又任命我为副院长，并主持行政工作。时间不长，同煤集团地质勘测处的党委书记陈步举约我们一起吃饭时，告诉了同煤集团有个三、四千万元的勘查工程要招标，他知道我院有实力，但说同煤集团招投标有潜规则，他要为我院运作，一般按10%提运作费。我们当时没有答应，在招投标开始后，陈又多次打电话说其他单位活动的很厉害，让我们赶快给他提运作费。我经和时任我院的生产副院长谢平安、总工程师王刚研究，根据我院前几年关于对外承揽工程提取工程信息费、合作费的文件精神，我们便同意了陈步举的运作，并三次被陈索要走了160万元运作费。但我院在评标打分为第一名时，同煤集团领导研究，以我院曾在以前的地质灾害评估项目中，损害过同煤集团的利益为由，该工程未让我院中标。以后，我们一直向陈步举追要运作费，几年里，办公室堵，家里找，派人要，打电话，发短信，写信、录音等多种手段，但陈就是不给退。直到2010年6月下旬，大同市矿区反贪局根据举报，来我院调查陈步举的问题，我院的当事人和有关人员、部门都积极配合，使陈步举很快被捕。2010年7月，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党委书记白秀平找我谈话，提出想免去我党委书记、副院长的职务，征求我的意见，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院长和我作为单位主要领导，都是陈案的直接证人，这段时间不利于与同煤集团的业务联系，王刚院长是刚任职两三个月，现在调整不合适。想调整我下来，从外部调一个党委书记到我院，有利于协助院长与同煤集团加强业务联系。二是，陈步举作为同煤集团所属部门的党委书记，毕竟是因我们115院的事情被抓的，免去我的职务说明我们的人也受到了处理，证明不是我们115院要告陈步举的，可取得同煤集团作为我院最大的客户对我院的理解。第三，也是对我的保护。我当时就表态，对于前两个理由，我作为党员干部，完全服从组织意图和决定，没有意见。对第三个理由。我认为自己没有犯罪，而且我该承担什么责任，都是应当的。当时，白书记一再说只是征求我的意见，让我好好想想，看能不能承受得了。当我一再说没问题时，白书记又一再让我把委屈和怨气吐出来，甚至要让我打他两拳。然后山西局党政马上开会，研究免去了我的党委书记、副院长职务。2010年9月17日，大同市检察院以自发案件，对我们三人以单位行贿罪立案。2010年11月23日，大同市矿区检察院向矿区法院对我们提起公诉，2010年12月，我和王刚被批捕关押了一天，谢平安被关押了10天。2010年12月23、24日，矿区法院开庭审理，2011年11月18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我院有罪，罚款10万元，判处我们三人时间不等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2011年12月6日，我们向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2月9日，中院开庭审理。2012年2月15日，山西煤炭地质局党委宣布免去了我的院党委委员职务。因事前未找我谈话，究竟是什么原因或理由，我没有问过领导，也不清楚。但服从组织决定还是自己的本分，这次同样如此。当然，自己从内心讲，真是感到有些委屈和不理解，因为，除了不少干部职工对自己的事情认为不公外。而且，在山西省煤炭地质系统，难道就没有因谋取个人私利而被判处缓刑的干部吗？是否都免去了职位？而自己不仅是三个领导共同研究和处理，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任何私利为单位利益而遭到执法机关的不公对待，我们还在上诉期间，一审判决还未生效，却不知道自己的党委委员究竟是因为判决书原因，还是因为自己对单位的工作有哪些不利的因素，组织上连我个院党委委员也不能保留。而且，在保留党委委员期间，自己对院党政主要领导和其他班子成员以及各部门实体的工作都是积极配合帮助，包括借自己原有的人脉关系联系业务和要款的事情，我都是主动积极。这些情况，从班子成员到中层干部到普通职工，他们对自己的具体表现都是有目共睹的。原来，免去我党委书记和副院长职务时，是为了单位工作需要，难道这次免去党委委员也是工作需要吗？由此，我对组织上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非要免去我党委委员的职务，自己非常疑惑。但我也没有问过领导是什么原因，毕竟，自己觉得案件也不会有太长时间，很快会有结果。到那时，组织上肯定会有安排。在被免去党委委员这一年的时间里，自己除了能帮单位联系些工程以外，其他一切都没事干，真是感到了无事干的难受。好在这两年自己养成了学习，上网写博客、写微博，关注社情民意的习惯，在我的实名博客中，我把自己担任党委书记以来的所有会议讲话、专业论文、学习感想体会，包括班子民主生活会发言材料和述职述学述廉报告，以及我的个人简历、取得的荣耀和参加各种教育培训等情况，都真实透明的发表在自己的博文里，接受全院干部职工以及全社会的评议和监督。（只要网上任意搜索“闫全福”即可从我的博客和微博中了解我的个人情况）也对自己起到了自省、自警、自律、自励的督促作用。自己除了学习，撰写博客、微博，还坚持不断撰写论文，其中，2012年8月自己撰写的题为：以“四项活动”为载体，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文，刊发在山西省委主办的《先锋队》总217期上旬刊（党的建设版）第30页“红船杯征文”栏目上。自己还撰写了“关于人本文明建设的探析”、“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十八大精神的学习体会等感想体会，刊登在我的实名网易博客上。自己还学习了不少法律知识，注册了法制网用户和人民、网易等实名微博，撰写了大量的理论的、励志的、法律的和人文社会方面的原创和评论微博。说实话，刚开始自己只是为多发展粉丝，好为自己网上发布案情时增加影响力做准备，我也曾多次想通过网上发布案件情况或通过信访向组织反映。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由起初的想法渐渐转变为想通过撰写推进司法公开的博文和微博的意见建议，能促进司法机关通过主动公开案件，从而达到纠正我们的错案和陈步举案件定性不准的问题。在我的博文和微博里，有不少是对司法公开方面的评论和建议。我曾撰写的“对推进阳光司法，治理司法腐败之浅见”和“针对‘腐败文化’，集中开展反腐倡廉活动，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等文章，投寄到有关刊物。就在十八大召开以来，我给中央政法委等高层执法机关发了“关于推进阳光司法”和“对司法程序进行人性化改革”等方面的建议，但我并没有将自己的案件情况直接反映到最高执法机关。因为，自己通过这两年的撰写人生励志微博，参与社会热点的讨论，撰写积极向上的博文，不仅促进了自己的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对党的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深感，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任务艰巨，需要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这样，又使自己的想法渐渐变成了想通过博客和微博这个平台，为净化网络信息文化做出一些自己的努力和微薄之力的目的。到现在，自己已撰写了积极健康的微博两千余篇，理论感想的博文五十余篇。由此，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总感到从我们的行贿案和陈步举的受贿案这种案情并不是很复杂，但如果真的是省高级人民法院都知道的案件，却被拖到现在，我认为在司法界也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如果我直接在网上发布或向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反映这两个案件，对全省执法机关是否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我无法判断和估量。由此，我本可以通过“地方领导留言板”反映的问题，只好逐级先以书信方式向省委袁书记反映，毕竟山西省委是对全省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各项工作进行全面领导。同时，由于一审法院从开庭到判决，没有超过一年时间，我考虑二审法院也不应该超过一年吧，自己再等到二审法院有了判决结果再上诉或反映也不迟。但等到现在，二审法院开庭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时间，那么再过两年三年五年与一年又有什么区别，这个案件不就这样拖下去了，而我们单位和我们个人的犯罪嫌疑人也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无期限了。就在2012年12月，因我儿子已结婚成家，我爱人也想让我带他到韩国旅游一次，于是我们到大同市公安局办理因私护照时，只办理了我爱人的护照。在办理我的护照时，因让到山西省煤炭地质局盖章签字。当我看到了有案件在身或犯罪嫌疑人或罪犯都不准办理的规定时，自己只好放弃了。由此我想，如果无限期的拖下去，自己的职位是小，关键是自己何时能得以清白和自由？自己深感对法律的疑惑，特别是当我设法拿到陈步举受贿罪的判决书时，我更深信我们的单位行贿罪是一个错案，而陈步举的受贿罪定性根本不准确，陈步举应当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要件。再联想到我们的案件在受到多方关注、关切、关心中的长时间复杂过程，使我对法律和司法界的执法环境产生了不少疑惑。由于这些主观原因，使自己没有很快在网上发布，也没有向“两高院”反映。在客观原因上，由于9月份要为我儿子举办婚礼，后来又是党的十八大要召开，贯彻十八大精神之际又迎来了全省的两会召开和春节，一件件事情造成没有合适时机反映，而且，上级领导也怕给我院与执法机关之间造成矛盾，对单位不利，也不愿意让我反映。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向袁书记反映这些情况是否合适，但我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而决定的，也是没有请示山西局的领导同意而自作主张反映的。其实，对自己来讲，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无论被判有罪，还是一次次的被免职。虽然开始也在自己的不少下属、职工面前，甚至在自己的两个弟弟和弟媳妇面前都流过不少次委屈的眼泪，但毕竟自己不仅没有颓废，反而感悟到了社会的复杂，也是一种问心无愧的人生历练的收获。认真分析这件事情，对自己除了磨砺，也不感到失去多少。而且，不少人也都劝我，现在的社会与执法机关讲不出理。特别是无依无靠的老实人，只能顺其自然。但人们越是这样劝我，却越让我感到这种对执法不公的默认，实际上是在纵容执法不公，加剧民众与执法机关的矛盾，也是对公平正义和不让老实人吃亏的亵渎。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时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许，我今天的反映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但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深感对全省的公平、公正和正义执法环境，有如下的担忧和疑虑。党员干部的责任和使命无法让我沉默。这是促使我向袁书记反映情况的主要原因。

 一是，对于我、谢平安、王刚被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党员干部来讲，从我们的政治觉悟和对名利的淡泊程度，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去犯单位行贿罪这种主观故意的犯罪。而事实上我们谁也没有主动找过陈步举。就连陈步举的供述中，都没有提供在招投标前我们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去找过他的证据，更不要说主动给他送钱了。再从案件的整个前因后果和每个细节，如：从陈步举先给我们提供工程信息时就提出要为我院运作项目；他自己打车到我院取钱时，我们是三个人当面交给他；到后来我们几年追他要钱等所有情节。可以说，每一个细节过程都可以证实，认定我们的主动送钱完全违背常理。但判决书却以我们的供述不能采纳而将陈步举的要钱行为变成了我们的送钱行为。检察院和法院究竟是以何种原因、理由和证据，认定我们没有事实证据的主动送钱行为。我真是无法理解。

 二是，从我们开始配合矿区反贪局调查陈步举案件时，我们的上级领导，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就开始与矿区检察院和大同市检察院为我们沟通或说情。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如何说的情，竟然把我们本不应该被立案，却受到了立案起诉。我非常疑惑。还有更加疑惑的是，在矿区法院一审开庭前，我们四被告的代理律师中有的就认为我们按法律规定和事实，当然是无罪。但根据历史以来的案件，还没有一个案件是检察院起诉后，法院敢判无罪的情况。因而在一审法庭上，我们有的被告为了减轻罪行就当庭认罪。其结果也确实印证了这位律师的断言是正确的。在一审法院开庭后，据听说矿区法院将我们的案件以无罪的意见上报到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又请示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但最终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太清楚。就在开庭时间将近一年的时侯，矿区法院对我们又作出了有罪的判决。在我们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我们聘请的律师又不让我们从正面辩驳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而是以新的其他理由让二审法院改判我们无罪。理由是二审法院否定一审法院的错判太难，需要找个新的理由可以给法院留个面子，得到法院对我们的谅解和同情。而且我们的案件又涉及单位，怕不给法院面子以后会对单位不利。因而我给二审法庭准备的案情经过和自辩书，律师不让我提交法庭。在二审法庭开庭审理后，听说我们的上级组织山西省煤炭地质局还给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对我院和我们个人无罪判决的申请报告，还听说我们这个案件也由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无罪意见请示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听说还请示到了省政法委，但具体情况因只是听说，我不太清楚。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和理由，到现在二审法庭已经开庭一年多了，但迟迟没有判决结果。我真不清楚，究竟是我们这个案件的案情太复杂的原因？还是执法机关认错改错太难的原因？我不敢乱猜，但疑惑和忧虑太多。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于2012年12月25日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脱稿讲话，说有些部门、干部拿了好处也不办事，有的把企业当成“唐僧肉”，随意伸手、索拿卡要甚至敲诈勒索。周书记虽然不是专门搞法律的，也知道用权力索要财物而不办事属于敲诈勒索的性质，如果说陈步举是用了权力，也只是借权力索要了我院的钱，而并没有为我院办任何事，或者是为我院办坏事的行为，如何就成了受贿罪？而不是敲诈勒索罪呢？

    三是，据听说，对于我们的案件，是由于2010年下半年大同市检察院因在职务犯罪上受到了省检察院的批评后，是为完成指标使我们也成为其中的凑数案件之一。因有的案件已经撤诉，我们的案件就不能再撤诉了。还有一些人，包括有些法律界的人认为，这完全是因为我们不懂法律界的潜规则，一毛不拔，而导致了案件发展到现在的程度。我不敢完全相信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但也使我确实感到疑惑和恐惧。难道抓人还有指标吗？难道司法界真的有潜规则吗？当年，陈步举就是用潜规则要挟的我们，这次我无论如何的疑惑，都决不能相信或顺从了。在2012年4月5日，我们观看了大同市纪委等联合组织的廉政教育剧目《血溅乌纱》的演出后，自己连发了8条观戏感的微博。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知府官员，能对所辖的县官，而且是自己的内弟所判的案子，尽管有罪犯签字画押的认罪，但他事后偶然发现一些物证的蹊跷，而产生了对案件的怀疑，通过进一步查实再审，纠正了错案，并对他的内弟县官和自己的爱人进行了治罪，还为自己的错批自责而自尽身亡，以此对后人进行警示。对照我们现时代的不少执法者，看了这场演出，不知有何感想。我实在感到非常疑惑。当然，也有一些外界人认为，既然上级机关免去我的职务，说明我即使在这次的被迫给钱事情上没问题，但不能排除十几年的领导职务，不可能没有其他问题，否则，我也不可能就那么老实的接受免职和法律的不公，还是害怕查出其他问题而只好无话可说。种种的说法，真是让自己哭笑不得，但还不能公开伸张自己的真实情况和主张。深感疑惑和忧虑。好在115院的干部职工因对自己人品的清楚和了解，虽然不完全清楚事实真相，但也对自己完全信任和放心。这也是自己没有颓废、过激或被整垮的重要因素。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如果带着疑惑认罪，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法律的不负责，对社会的不负责。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特别是这两年自己不断地撰写博文、微博等以及学习理论，撰写论文，使自己加深了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加深了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也加深了对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和曲折，需要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为此，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自己以对党、对法律、对社会、对执法机关和对我们单位、个人以及陈步举负责的态度，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袁书记反映这个情况，（公开信的意思是：如果党组织认为我的信件可以公开，我完全可以公开，但现在我还没有公开）请袁书记一定要高度重视我反映的问题。我认为，陈步举的受贿罪定性不准，应当是敲诈勒索罪；我们单位和我们个人的单位行贿罪都不成立，属于错案。这两个案件能否得到纠正，我认为关系到依法治省和依法治国的执法环境问题。当然，袁书记不可能有时间亲自去过问法律上的具体问题。我建议：如果法院和检察院还是认为陈步举和我们的案件都没问题的话，应当将陈步举受贿罪和我们的单位行贿罪两个案件的案情，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民众的意见和接受群众的监督，或者向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请示。这样，都有利于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和正义。也是推进阳光司法的积极举措。

特此

                                          致谢！

                                 山西省煤炭地质115勘查院

                                         闫全福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联系电话：13934731713（手） 0352-4154038（办）

    通信地址：大同市新平旺115勘查院  邮编：037003

    邮箱：yqfn@163.com  81780363@qq.com  

    注：陈步举受贿罪的判决书；我们的单位行贿罪的判决书；我在矿区法院一审法庭上的自辩书和最后的陈述；案情的其他材料。在大同市矿区法院应当都有。

    附件一：我在二审法庭上未呈交的自辩书。

    附件二：我给二审法庭归纳整理但未呈交的案情经过。

    附件三：对陈步举犯罪性质的分析和请求改判的公开信

      （注：于2013年2月16日以特快专递寄出，编号：1067934305401）

 

闫全福单位行贿案刑事申诉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