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什么?

　　最近，网上四处转载茅于轼同志在纪念张佩英烈士（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未听说张佩英烈士其人，问及周围老人，也无人知晓，而张志新烈士几乎人人皆知。）遇难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标题赫然醒目，《茅于轼：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现如今，说民怨很深，这确是事实。连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通过调查研究后承认，这些年，大量上访和群体事件的发生源于民怨太深。然而，借众人闻所未闻的“张佩英烈士”向政府发难，真不知老茅同志意欲何为？

　　民怨太深的根源是什么呢？茅于轼说不是贫富差距（他说这一点经不起检验，比如香港贫富差距更大，但民冤却不深），也不是贪污腐化（因为贪污腐化更严重的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问题没有我们多），而是在于正义缺失，在于政府不讲理。

　　老茅的根据是，“从孙志刚案件的揭发过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护，牺牲正义的丑态。以后又有周正毅案，郑恩宠案，躲猫猫案，一系列的事情说明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政府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给他们判刑。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邪恶当道的黑暗之中。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老茅此说，把现在的政府“贬”得与过去“万恶的旧社会”的统治当局——国民党政府，几乎“半斤八两”，令人匪夷所思！

　　老茅难道不清楚，我们的政府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念及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那些政治理论或言论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怎么会引导我们的政府走向“黑暗”，成为“邪恶当道”的“玩意儿”呢？看看那些整天“狂轰烂炸”的宣传媒体，讲的都是“感人肺腑”的“革命道理”，怎么能说我们的政府不讲“正义”，不讲“道理”呢？即使有些政府官员歪门邪道，腐败成性，也不能说我们的政府“邪恶当道”，“黑暗”无比呀！再说了，我们广大的政府官员“(1)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3)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能本着“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坚持“可持续性发展”、“与时俱进”的理念，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改革开放”。

　　说到底，政府官员们都已经完全“代表”人民，与群众“融为一体”了，怎么会遭致“民怨迭起”呢？这不是在故意“诬蔑”和“丑化”我们的政府，“挑拨”我们的官民关系么？老茅同志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啊！

　　说实话，有时侯，有些政府官员说的和做的确实是两回事。现在，反正已经时常是真假难辩了，只要我们“善意正确理解”领导同志们的作为，再根据我们的“舆论导向”，我们就能够完全“统一口径”了。为了我们政府和全体国民的“脸面”，为了我们的“和谐盛世”，即使有一些负面的问题，也不应该那么说！何况，我们有祖训：“家丑不可外扬”。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精神，只要我们“满怀希望”地面对未来，我们就能与领导同志们“同心同德”地“共建和谐社会”，“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我们要“正确领会”某些政府官员们的“四化（强权化、腐朽化、财迷化、奴才化）”精神，把他们的“先富”精神，当作我们“后富”或“待富”者们的动力，把他们对群众欺横霸蛮的作风，当作“强者风范”，看作“革命气魄”，把他们善于广泛“团结”妇女的行为，理解为“时代风流”，视为“播撒革命火种”，“提高人口素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的具体实践，把他们对上级领导低眉顺眼的习惯，领会成“对革命事业的忠心耿耿”。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一旦“民怨消解”，哪还会有“政府不讲道理”的思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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